作为一种信用保证险，过去数年里，助贷险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爆发而快速做大，一度给众多保险公司贡献了规模可观的收入。

然而，当风险集中暴露之际，曾经的蜜糖就变成了砒霜。

2019年，因助贷险赔付暴增，人保的保证险业务亏损高达28.84亿元；长安责任险、阳光信保、中华联合财险等公司，同样在助贷险上栽了跟头。

疫情之下，助贷险业务风险更加凸显。4月22日，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公开表示，受疫情影响，保险公司经营波动加大，部分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，还款能力下降，违约率增加。比如，信用保证保险赔付率一季度呈大幅上升趋势，上升比例约50%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助贷险并不是什么创新产品。保险业折戟助贷险，也不是第一次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保险业曾有过一波车贷险大跃进，尔后一地鸡毛。

故事何其相似。保险业不过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。

以史为鉴，当前助贷险所遭遇的，不过是本世纪初车贷险悲剧的重演。

1998年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，中国政府着手扩大内需。当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《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》，拉开了汽车金融发展大幕。

彼时，国内消费金融市场刚刚起步，商业银行对这类消费贷款没有完全放开，大多数消费者想要获得贷款并不容易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（简称“车贷险”）应运而生。

面对热烈的市场需求，财险公司纷纷涉足这一市场。官方数据显示，车贷险自推出后以年均200%以上的速度迅猛增长。

与此同时，车贷险业务经营风险日渐显现，尤其是诈骗、挪用资金、恶意拖欠及经营不善引发了严重的拖欠贷款问题，致使赔付率高企。

“部分地区车贷险业务赔付率高达100%以上。为此有的公司停办此项业务，进行清理整顿。”原保监会曾对外披露称，“车贷险属高风险业务。”

据媒体报道，2003年第一季度，广州地区各财险公司车贷险平均赔付率高达135.57%，所有开展此业务的保险公司无不亏损，个别公司的赔付率达到400%。

原保监会曾总结，车贷险业务经营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：一是信用体系不健全，缺乏信用监督和惩罚机制；二是产品设计不合理，责任范围过大，极易诱发借款人道德风险；三是保险公司对车贷险业务的风险性认识不足；四是社会环境变化。

2004年1月，针对车贷险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原保监会制定下发《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要求保险公司加强集中管理，建立完善风险控制机制，审慎开展车贷险业务。

2005年3月，原保监会再次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的通知》。在这份通知中，保监会披露了车贷险的不良情况：截至2004年12月31日，全行业尚有未了责任419.56亿元，逾期三个月本息额26.69亿元。

这是保险业第一次在消金领域集体“触礁”。

车贷险可以视为最早的助贷险，属于信用保险里面的保证保险。

在定义上，信用保险是以各种信用行为为保险标的的保险，分为信用险和保证险。通俗而言，买保险为交易对手的信用做担保的，为信用险；买保险为自身信用做担保的，为保证险。

保证险相对常见，主要包括：合同保证保险、忠诚保证保险和产品质量保证保险；合同保证保险又可以具体分为：供应保证保险、投标保证保险、履约保证保险、预付款保证保险、维修保证保险。

不难看出，助贷险通常属于合同保证保险当中的履约保证保险，是一种融资性保证险。

在保险业集体折戟车贷险之后，助贷险业务进入低迷期，除了平安。

2005年8月，平安产险成立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（简称“平安信保”），首创“保证保险+银行贷款”的业务模式，通过个人贷款保证险和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险，帮助个人及小微企业客户从合作银行获取无抵押贷款。

相比有抵押的车贷险，这种小额贷款保证险的诞生，标志着助贷险基本成形。

以平安信保的这套模式为基础，平安集团的普惠信贷业务迅速发展，于2015年整合为平安普惠金融业务集群，是国内最大的小额信贷服务商之一。

对平安产险来说，与平安普惠合作的助贷险业务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保费收入，以及规模不菲的利润。

2014-2016年，平安产险的保证险收入分别为152.99亿元、135.32亿元、81.36亿元，同期保证险承保利润分别为27.65亿元、31.98亿元、26.96亿元。

尤其在2016年，平安产险保证保险业务的承保利润，几乎与车险业务相当，但其保费收入不过后者的一个零头。

平安信保所取得成功，让保险同行羡慕不已，但不是所有公司都有着平安这样的综合金融背景，而要在线下搭建和管理一只规模庞大的信贷服务团队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网络贷款以及消费金融的大爆发，令众多保险从业者眼睛发亮，他们自以为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布局助贷险的机会。

尤其是2017年末“141号文”的出台，被一些保险公司视为进军助贷险的冲锋号。

然后就是集体踩雷的悲剧了。

在这波踩雷的助贷险“后浪”中，人保财险首当其冲。

人保财险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，被誉为“新中国保险业的长子”，是我国保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

这家巨头公司并不是最早涉足助贷险的机构，但作为后发者，却是最激进的一家。

过去两三年里，人保不仅为其他互金平台提供助贷险服务，同时自己撸起袖子，高举“急用钱、找人保”的大旗，线上线下同时发力，既做增信又做获客。

得益于助贷险业务的狂飙突进，从2017年到2019年，人保财险的保证险收入分别为49.42亿元、115.75亿元、227.67亿元，持续翻倍增长，也是增长最快的险种。

从盈利表现来看，则是另一番光景。2018年，人保的保证险业务实现1.21亿元的承保利润，但在2019年急转直下，大幅亏损28.84亿元，综合成本率飙升至121.7%。

对此，在中国人保2019年业绩发布会上，董事长缪建民指出，信用保证险综合成本率偏高，除了市场信用的变化，从内部来看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承保、提升风控能力。他并称，“确实也存在人保在风险管理方面对基层的传导还不够，下一步在这方面除了规范承保、强化风控能力之外，还要强化问责。”

单从业务数据来看，人保在风控方面的激进程度，颇令人费解。

诸如在2018年，人保的保证险业务收入115.75亿元，对应的保险金额是10124.88亿元，不考虑期限因素，其保险费率（保险费占放贷额的比例）大概为1.14%。

不妨看看同业的情况。平安产险在2018年保证险业务收入330.12亿元，对应的保险金额为3356.13亿元，保险费率为9.84%；众安在线财报曾披露，其保证险实收年化保费费率大多在6%——12%的区间内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人保曾合作玖富、360金融、美团、拿去花、小花科技、还呗、米么金服、中兴飞贷、海尔消金等平台。去年下半年，人保财险停止承保宜人贷、拿去花、米么金服、飞贷、友信普惠、搜狗等平台的信用保证险新增业务。

另据消金界报道，在尝到苦果之后，人保即将和360金融、分期乐等合作方改良商业条款。在新签订的补充协议中，人保最多赔付保费的150%。

除了人保，还有一大波“后浪”们栽在了助贷险业务上。

在P2P网贷刚刚兴起不久，在保险业缺乏存在感的长安责任保险冲到了最前面，积极与P2P平台合作履约保证险业务。据财报，2015-2017年，该公司保证险收入分别为0.9亿元、1.89亿元、1.77亿元，承保利润分别为0.11亿元、0.35亿元、0.3亿元。

然而，迟来的代价远比保费收入高昂。在P2P行业全面爆雷之后，长安责任保险损失惨重，2018年其净亏损达到18亿元，偿付充足率跌至-162.65%，被银保监会下发监管函。

另一家著名的“后浪”是阳光信保。作为国内首家专业信保公司，阳光信保最早是阳光保险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，是平安信保模式的追随者。它也是P2P助贷险的重要玩家。

在爆雷潮席卷之时，阳光信保未能幸免。2019年，该公司保证险业务收入1.13亿元，赔款支出4.20亿元，承保利润-4.46亿元，拖累其整体净亏损3.90亿元。

中华联合财险同样深陷其中。2017-2019年，中华联合财险的保证险收入分别为4.33亿元、3.87亿元、6624万元，同期赔付支出分别为1.37亿元、7.09亿元、14.56亿元。

这些保险公司对P2P平台的判断力令人难以恭维。以长安责任保险为例，其合作过的多家P2P都是行业里不太入流的平台。

值得一提的是众安，该公司很早就将消费金融作为重点生态进行拓展。不过，在信用风险抬头的2019年，众安保险从扩张转向收缩，全年消费金融生态总保费30.9亿元，同比下降12.2%；截至去年末，承保的在贷余额为256亿元，同比下降22%。

相形之下，平安可谓老辣，其助贷险一直都只面向集团内部，有利于消除道德风险，还可以通过内部的交叉验证完善风控体系。因此，在同行纷纷巨亏的时候，平安产险的保证险业务虽然盈利在收窄，倒也差强人意。

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平安产险的保证险业务收入347.08亿元，同比增长5.14%；赔款支出183.07亿元，同比上升32.77%；实现承保利润15.52亿元，同比下滑29.61%。

整体上，在近年来的助贷险大跃进中，保险业普遍低估了业务风险，不少公司付出了惨重代价，重演车贷险悲剧，第二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。

监管层亡羊补牢。2019年12月，银保监会下发《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从准入门槛、承保限额等方面，全面收紧助贷险等融资性信保业务，并设置了诸多红线。